（原标题：教育的三个目标）

陈嘉禾

在生活中，教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这里的教育，指的不光是对孩子的教育，而是泛指一切对人的教育，包括公司对员工的教育，朋友之间的互相规谏，伴侣之间的相处等等。

可以说，会教育的人，走到哪里都很容易让别人和自己产生良好的配合，因为他会教育别人和自己一条心做事、把事做好。

那么，这么重要的教育，目标有哪些呢？我认为，教育的目标有三个，重要性依次递减，这就是让人想做、会做、能做。但是，在今天的教育领域，许多时候我们却正好把次序搞倒了。主次颠倒，教育焉能取得好结果？

想做：教育的第一要务

在教育的体系中，让人“想做”恐怕是最最重要的目标。如果说整个教育体系的总目标是10分，那么“想做”最少占到8分。没有了“想做”的发动机，即使再“会做”、“能做”，也很难教育人们、让他们有所作为。

在中国，我们有一句老话，叫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看看今天成功的企业家，早年许多非常穷困。郭德纲自述在北京曾经穷困潦倒，晚上错过了回家的车连家都回不去；李嘉诚14岁丧父，不得已小小年纪就出来工作，结果因为长得太瘦弱四处碰壁。查理·芒格早年因为孩子太多、家庭开支太大，也一度捉襟见肘。

为什么许多成功的企业家，早年都有穷困的经历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受过穷，所以对金钱的渴望异于常人，所以非常想赚钱。当然，不是每个想赚钱的人都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，但是如果根本不想赚钱，那么基本上就不会赚到钱。

赚钱如此，打仗也一样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许多著名的战争都告诉我们，人们想打仗是非常重要的。不想打仗的军队遇到想打仗的军队，那么甭管装备多么好、人数多么多，往往也只有挨揍的份。

根据汉代刘向编制的《新序》一书记载，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以后，韩信给刘邦出主意如何打败项羽，讲了两条非常重要的计策：“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？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，何所不散？”

韩信的意思就是，今天我们以天下的城池分给有功的将领，大家就都会愿意跟我们打仗。我们手下的军队，大多是从东方来的，这些人都想回老家（当时谈话地点在今天陕西境内，而刘邦士兵的老家大多是徐州附近），利用他们想回家的心理打回去，谁还挡得住我们？

看到没有，韩信这两条计策，都是让人们愿意跟刘邦干、也就是想干。将领想发财升官，我就封你们城池；士兵想回家，我就带你们打回去。

当人们“想打仗”的意愿被韩信和刘邦调动起来以后，即使是古今第一勇将项羽，也无法阻挡。

关于“想做”，我父亲还跟我说过一个故事。他早年在江苏乡下插队的时候，有个朋友非常无赖，因为他爸是个小官，家庭条件一直养尊处优，所以养成了公子哥的脾气。我父亲的这个朋友天天游手好闲，不好好当知青做农活，打架喝酒斗殴追女生倒是啥都做。

后来插队结束，大家散伙，彼此就很久不见面。直到许多年以后有一次聚会，才知道这个朋友居然当上了南京一家规模挺大的企业的老总。我父亲非常惊讶：你小子还能管这么大个企业？

这位朋友一脸尴尬，因为自己当年做的破事大家都知道，接着说出了原委。原来插队刚结束，他父亲就过世了，家里一下子没了依靠。当生活的重担压下来的时候，他一下意识到自己得奋发努力，否则以后再也没人管自己吃喝。在商场上奋发了几十年，终于成了大企业的老总。

所以说，在教育的三个目标、即“想做”、“会做”、“能做”中，“想做”是绝对的第一要务。如果人自己想做，那么即使没有条件，往往也能创造条件做出来。反之，如果人不想做，那么条件再好也不顶用。

会做：教育的方便法门

教育的第二个目标，是“会做”。什么叫“会做”呢？就是说知道怎么做、知道用什么聪明的方法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我们拿运动来举例，今天许多城市里的白领，都知道运动很重要，都在工作之余让自己去做运动。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这些白领天天在电脑前面工作时间太长，也确实需要运动，“想做”运动的意愿也足够。但是，我却发现，许多人不知道怎样去运动、也就是“不会运动”。

要谈得上“会运动”，我们得注意许多方面。比如，我们得选对运动项目。由于上手快、不需要学习和场地，跑步成为了今天许多城市白领的首选。但是，在空气污染的城市里，跑步这种耗氧量巨大的运动，实在不算一个太好的选择。

同时，跑步的锻炼形式过于单一、动作过于简单，对全身协调的作用不是太大，对膝关节的损耗过大，而对敏捷几乎没有培养，等等因素导致跑步的运动效果也谈不上多好。

再比如，我们得注重运动的时机选择。许多人错误的以为，运动是工作之余的放松，所以工作很辛苦以后，就去健身房运动一会儿。实际上，运动也是一项非常消耗能量的事情，在疲惫的时候并不应该强打精神去运动，而是应当选择精力充沛的时候运动：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下班以后运动、结果猝死的新闻，原因正来于此。

再拿投资举例，做投资的人都想赚钱，但是却不是每个人都赚得到钱。沃伦·巴菲特在走上价值投资之路以前，凭借一腔“想做好投资”的热血，自己画了整整八年的股价线，试图从股价波动里找到致富的密码，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。直到遇到了本杰明·格雷厄姆，才变的“会做”投资，最终成为一代股神。

所以说，在“想做”之后，教育的第二个目标就是“会做”。如果没有“会做”带来的善巧方便，那么即使再“想做”，许多时候也是不得其门而入，正所谓“磨砖作镜、积雪为粮”，无数努力和汗水换来的也不过是梦幻空花罢了。

能做：最不需要关注的地方，却往往受到了最多的重视

在教育的三个目标中，“能做”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如果一个人自己想做、脑子又足够聪明知道如何去做，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做，根本不需要我们关心。

但是有意思的是，许多时候人们却把“能做”当成教育的最重要目标、甚至是唯一目标，在教育的时候一味追求“能做不能做”、“有没有做”。至于人家想不想做、会不会做，则根本不加以考虑。

比如，现在许多家长抱怨，孩子不好好吃饭。在饭桌上，我们也经常看到家长跟孩子说：“你吃这个！不吃你会营养不良！”结果呢，孩子要么还是继续不吃，要么勉强吃一口，教育效果差的一塌糊涂。

为什么现在我们让孩子“能吃饭”这么难？原因很简单，在这个食品大丰盛的年代，家里到处都是口感更好的零食，饭桌上不好好吃饭无所谓，反正也不会饿。在这样环境里的孩子，谁还“想吃饭”？既然不想吃饭，也就不会吃饭，到最后变成在餐桌上“不能吃饭”。

那么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方法很简单，眼睛别盯着“能不能吃饭”，把教育重心往前挪，首先让孩子想吃饭。怎么让孩子想吃饭呢？把家里的零食全部收走，下午让孩子多出去玩儿、去打球、去遛狗，干什么都行。如此这般，你看他晚上能不能吃饭？

在公司里，事情也是一样。许多企业管理者过于关心员工能不能工作，进而考核KPI（关键绩效指标）、甚至考核员工的到岗时间，看看员工能不能准时到岗。结果效果不言而喻：有道是“当一家创业公司开始查考勤，这家公司的发展也就差不多到头了。”

反之，聪明的企业家知道，如果手下员工都想工作、也足够聪明会工作，那么他根本不用管员工能不能工作。当一个公司人人都想好好干、人人都会好好干的时候，KPI和考勤这种管人们“能不能干、有没有干”的工具，就可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。

那么，怎样让员工想干活呢？正所谓“军无财，士不来。军无赏，士不往。香饵之下，必有悬鱼。重赏之下，必有死夫。”（语出《黄石公三略》。）足够而且设计合理的股权、金钱激励、利润分成必不可少。而怎样让员工会干活呢？这需要企业从一开始就招最聪明的人，然后加之以适当的职业培训。

当以上两点齐备时，企业家还用管员工有没有干活、能不能干活吗？

再拿催婚举例，今天许多父母，看子女找不到对象，担心这家伙老了以后没人管，于是天天催婚，催到鸡飞狗跳、人神不安，甚至年三十都没得过。问题是，子女既不想找对象、也不知道什么人适合做伴侣，既不想做、也不会做，你天天在那里催，天天关系他/她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对象，又有多少效果呢？

所以说，教育的三个目标，想做第一，会做第二，能做第三。如果一个人既想做事、又会做事，我们根本不用管他能不能做事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既不想做、又不会做，那么我们把再多的精力投入到他能不能做事、有没有做事上，天天跟在屁股后面喊“作业做完了没有？饭吃了没有？按时到岗没有？对象找到没有？”也是完全徒劳的。搞明白以上这三个目标，你就会明白怎样教育。